
“1945年6月11日十一点整问道管理,主席,我到底‘候’谁的‘补’呀?”刚拍完七大合影,陈赓甩着军帽,笑嘻嘻地凑到毛泽东跟前。礼堂外的土坡上阳光正烈,闪光灯晃过众人的脸色,却没有人能比陈赓的笑声更亮。毛泽东眯起眼没作声,只抬手把陈赓肩上的尘土拍了拍,示意摄影师继续。“先别闹,镜头快跑了。”这一高一矮的身影随即定格在镜头里——一个是党的最高领袖,一个是新鲜出炉的中央候补委员。
七大会场里,共七百多名代表,平均年龄不到四十,却个个历经枪林弹雨。大会10日宣读中央委员名单,44人;候补委员33人,陈赓排在前列。按规矩,候补委员缺额时可递补为正式委员,这道理陈赓当然明白,可他偏要拿“候补”二字寻乐子。身旁的笑得眼角起皱:“老陈,别装糊涂,候补就是‘屁股插党参’呗!”一句玩笑把周围人逗得前仰后合,严肃的致辞现场立即活络起来。

一出礼堂,警卫员提着照相机追上来,陈赓扭头看毛泽东:“主席,别光顾着笑,总得给个说法吧。”毛泽东摇摇头:“回去再议,照片最要紧。”这场“追问”就此搁置,却让更多人记住了陈赓式幽默——仗可以打得血雨腥风,玩笑却能开得童真十足。
陈赓为何只当了“候补”?七大代表多私下议论:资历够,战功够,威望也不低。答案其实不复杂——那一年,他才四十二岁,与叶剑英、贺龙、聂荣臻这些年逾半百的老资格相比,他确实“年轻”。更重要的是,中央委员的名额有限,考虑的不是排座次,而是全面布局。候补二字,意味着重用,更意味着考验。

说到考验,陈赓一路走来,考验从未间断。1934年冬,湘江边损兵折将,中央纵队干部团由他统带,肩负“保卫中央机关”的死命令。干部团号称“红军的学生军”,几百名连排干部、教员,装备优先,人却年轻。一旦挡不住敌人,中央首脑根本无法突围。陈赓身负重伤问道管理,仍咬牙率队昼夜疾走;当乌江横在眼前,浪高两米、宽逾二百五十米,普通浮桥根本站不住。有人劝他放慢节奏再想法子,他摇头:“后头四十万追兵,慢一步就没命。”
那一夜细雨飘摇,他把沿岸门板、杉木、竹筒通通搜罗,用巨石压成水底锚点,再以藤索串联浮桥。试桥时漩涡把水面轰得像闷雷,陈赓赤脚踏上竹排,探身摸索绳结是否牢靠,有参谋拉他:“团长,小心掉下去!”他只回一句:“掉下去顶多湿一身,不渡过去就要丢掉脑袋。”第二天清晨,中央纵队连续过桥,“干部团”两侧警戒,毛泽东踩上桥板,转头朝陈赓竖起大拇指:“好桥,好样的!”这件事后,干部团在全军的号召力肉眼可见地提升,“陈赓行,可以当军长”也成了前敌总部流行语。
再往后是桐梓土城那场恶仗。当时中央军委部署夹击川军郭勋祺部,却未料敌军数量超出情报一倍。五军团阵地被撕开缺口,直指军委指挥所。毛泽东当即令陈赓率干部团反冲,必须拖到一军团回援。陈赓拔出短枪,领着几百号人正面顶了上去。一开始还只是对撑,接着敌人三个旅增援,双方胶着。从山坡上指挥的毛泽东看见干部团残局里死死咬住对面,一边叼着烟卷一边说:“陈赓要是顶不住,我们都得收尸。”最终一军团赶到反包围,敌军全线崩溃。停火时,毛泽东拍拍身边警卫:“陈赓以后不只是军长料,那是大将种子。”

从乌江到土城,他赢得毛泽东的信任,也养成了“爱耍宝”的习惯。延安时期,抗大礼堂里人头攒动,毛泽东做战略报告。讲到要害处,台下一阵“咕咚”喝水声,众人一看——陈赓端起主席的搪瓷缸,连口水沫都不剩。毛泽东笑而不责,讲完继续讨论。有参谋悄悄说:“陈团长也太随意。”毛泽东却摆手:“他脑袋装满主意,口渴了就喝口水,正常。”
再说直罗镇。1935年冬,中央军委决心“先破牛腿后割牛身”,集中力量围歼国民党第109师牛元峰部。作战会议刚结束,陈赓在团部问:“谁会杀牛?”参谋们一脸懵,他却把作战沙盘当牛形图,牛头指109师,牛身是其后续部队。等天蒙蒙亮十三团潜入牛头要害,一声枪响战斗打起,不到一小时敌主力全线瓦解问道管理,整整俘虏一千余人。牛元峰带残部龟缩土围子,周恩来赶到前沿,提醒陈赓:“急不得,还要留活口做政治工作。”陈赓哈哈大笑:“行,咱们先困牛,再剥皮。”最终直罗镇歼敌一师一团,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。

东征时,陈赓指挥红一师打通返回通道。庆功会餐上,他夹着一块半斤重的红烧肉,边走边吆喝:“谁敢跟我比?!”毛泽东端起酒杯看他满场晃:“陈赓别闹,注意别把战士肚子笑坏了。”在战火不断的岁月里,能把宴席过成私人剧场的人不多,陈赓算一个。
若只看这些“小插曲”,有人会误以为他油滑不羁。其实关键时刻,他比谁都冷静。1947年7月,蒋介石调重兵突袭陕北,毛泽东原准备让陈赓第四纵队西渡黄河,保卫延安外围。陈赓连夜研究战图,认为南下豫西能更彻底牵制敌人。他揣着异议赶到小河村会议,却六天沉默不语。毛泽东察觉,深夜把他叫到窑洞:“陈赓,你葫芦里卖什么药?”陈赓一口气说完“三足鼎立”设想——刘邓南逼武汉,陈粟东压徐州,自己则从豫西插入,迫使国民党顾此失彼。毛泽东一听拍桌子:“高!走豫西。”后来事实证明,这条奇兵彻底搅乱敌后,根据地得以扩大。周恩来公开评价:“这一功,陈赓记首功。”
回到七大的场景。合影拍完,代表们散向窑洞宿舍,陈赓依旧跟在毛泽东身后不依不饶:“主席,我到底候谁的补?”毛泽东终于停步,指着他的肩章:“候老百姓的补。哪里缺人手,你就顶上去。”这句话不带半分玩笑,陈赓愣了一秒,哈哈大笑,敬了个礼:“明白!”

候补委员,在别人眼里是身份,在他这里却是新的出发点。延安灯火熄得早,山风吹过窑口,穿堂而过的脚步声此起彼伏。有人路过窑洞听见陈赓对警卫说:“先别睡,拿地图来,我们看看豫西和华北的铁路线。”说着展开油纸,煤油灯投下橘黄光圈,影子在土墙上晃动——那是一位准将领为下一仗筹谋的身影,也是一名候补委员认真履职的身影。
正因为这样,一个玩笑式的提问才显得格外生动。打了二十多年仗,以为风浪都见过,扛枪的人却仍保持孩子气的笑容;被选进最高权力核心,他想到的却是“我候谁的补”。看似顽皮,实为担当——缺口在哪儿,补哪儿,这是军人的职业敏感,也是共产党人对责任最朴素的理解。

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,陈赓先后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、中原野战军第二兵团、华北军区第二兵团,西渡黄河、巧取太原、南下广西,仗仗硬碰硬。1949年底,他脚刚踏进南宁就接到命令——进军海南。海峡风大浪急,运力不足,他一句“船小桨轻也能过”便率先登陆雷州半岛。1950年琼岛解放,他才向北京回电:“报告主席,已补上最后一道缺口。”
至此,那句“我候谁的补”才算有了最实在的注脚——补的不是别人,而是国家、是民族。一纸候补委员的名册,也就因这些鲜活的战功、一次次冒着热气的笑声,成为七大记忆里最别致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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